虽然中国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的直接损失不大，但他们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国际银行转嫁危机的下家。
在人们眼里，国际金融大鳄都是些财力雄厚、头脑精明的商界精英，像被誉为“金融坏小子”的索罗斯、股市预言家罗杰斯、“股神”沃伦·巴菲特、风险管理专家——美国高盛公司等，他们的经营业绩和致富传奇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然而，去年的一场次贷危机也让那些在国际金融领域翻云覆雨、巧取豪夺的大鳄们尝到了败绩。次级债的中后期利率非常高，有时候甚至高达20％，因此它的风险大。所谓的次级债，就是抵押品不够、信用不行的债券。你信用不够还是借给你，大量借款之后，利率一旦提高，还不出钱来了，就造成了次级债风波，这个次级债风波几乎影响到全世界的主要金融机构。
那么，美国最有名的一家投行叫做高盛，为什么它能幸免于难呢？这个故事很有意思，高盛是全世界最注重风险管理的公司，他们有一个全世界非常独特的模型，叫做风险管理模型。每天下午5点钟要关门的时候，他们就把风险管理模型——一个电脑模型重新跑一遍，把世界上各种可能发生的负面因素，全部放进这个模型里面去，然后检验出来看看情况怎么样，如果情况不乐观，马上修改政策。所以高盛的成功之处就是知道放弃，不会跟着大潮流往前赶，这就是高盛这家在美国最富盛名的投资银行，人数最少，绩效却是最好的原因。
中国内地有几家银行也说次级债风波影响不大。人们可千万不能这么看，虽然你买的次级债不多，影响不大，可是次级债风波将会引发下一步的经济萎缩，任何一个经济变数的大幅变动，都很有可能引起经济萧条。以欧洲经济为例，它的经济成长率会下跌一个百分点，就是因为次级债风波。这对于中国的出口有很大的影响，而且会透过一个间接效果影响中国经济。
在这场次贷风波中，尽管美国的许多财团都遭受了败绩，然而，分散风险的多方位投资战略却让他们把损失降到了最低。由于美国的次级债风波，使得美国除了少数几家像高盛这样的公司幸免于难之外，很多银行都遭受了到重大损失。其中有一家银行，叫做美国商业银行(BANK OF AMERICA)，他们也遭受巨大的损失，但他们却公开宣称：我们承认在次级债风波方面投资错误，遭受了巨大损失，可是我们在中国建行上市时赚取了1300亿元。1300亿元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每一个中国百姓都为它付出了100块钱。
在国内，建行的网点无处不在，总共有16000个分支机构。今天就算让美国商业银行或者花旗银行进入中国，就算让他们随意开分支机构，它有没有可能开16000个？要知道，那要花多少钱买房地产，要花多少钱去租房地产，要花多少时间跟多少钱去做软件的配置和硬件的配置？更重要的，招聘人员、人员培训要花多少时间跟经验？所以建行的分行密度之高是绝无对手的。
好了，一场有趣的游戏开始了，我们竟然搞改制上市。建行上市，美国商业银行拿到了20％的股权（编者注：美国银行在2005年8月与建设银行签署战略投资协议时规定，美国银行可分期增持建银股份，最高达19.9％。但据建银2007年中期年报显示，美国银行现持有8.52％的建银股份），这意味着，16000个分行都不必开了，为什么？美国银行只要让建行上市，20％的钱就是它的了。也就是说，建行这几十年来的辛苦，被它转眼之间就拿到了20％的利润分配权，既不需要购买房地产，也不需要租房地产，更不需要买什么软件硬件，因为聪明的中国人都帮它做完了。就这样，它们透过建行上市赚到了1300个亿。水平高不高？
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国际金融大鳄们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策略。相比之下，中国的金融企业又存在着哪些差距呢？中投公司投资黑石，亏了一半，几个国内的金融机构想抄底入股外国银行，结果底没抄到，自己反而被套进去了。对比下来，我们差多少年？
1956年出生，1986年获得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，后曾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，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、密歇根州立大学，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。郎教授曾于1998~2001年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，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，亚洲开发银行的中国银行改革治理顾问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项目顾问。他先后在多家世界主要的经济和金融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，并被大量引用，他的学术成果得到世界一流商学院的普遍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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